当“返乡检测”遇见感染者，被忽视的困境与未被听见的声音

2025年春节期间，多地疾控部门发布“返乡人员HIV检测倡议书”，倡导外出务工返乡者主动进行艾滋病检测。这一举措的初衷无疑是公共卫生防控的重要一环，旨在通过“早发现、早治疗”降低传播风险。

然而，站在感染者的视角，这样的倡议书背后却暗藏着复杂的个体困境与社会矛盾。

一、隐私与歧视的双重困境

倡议书普遍强调“检测结果严格保密”，例如德阳市和梁河县均承诺“结果仅告知本人”。然而，在熟人社会的小城镇或农村，检测行为本身可能成为隐私泄露的导火索。

一位感染者曾匿名表示：“返乡时去卫生院做检测，可能第二天全村都会知道‘某某得了怪病’。”这种隐性歧视不仅加剧了感染者的心理负担，还可能切断其社会支持网络。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网友呼吁“抛弃隐私权”“全员检测并公开信息”，这种极端观点将感染者推向“社会公敌”的标签化境地。隐私保护若仅停留在纸面，检测反而可能成为暴露个人隐私的陷阱。

二、心理压力与自我认同的挣扎

倡议书将检测对象聚焦于“有高危行为者”或“在非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服务者”，这种表述隐含了对感染者行为的道德评判。许多感染者并非因“高危行为”感染，例如母婴传播或医疗事故受害者，但他们仍被迫承受“不自爱”的污名。

一位年轻感染者坦言：“每次看到‘高危人群’这个词，我都觉得自己被钉在耻辱柱上。”

此外，检测后的心理支持严重缺失。尽管倡议书提到“提供专业咨询服务”，但实际执行中，基层医疗机构往往缺乏专业的心理干预资源。感染者可能面临“确诊即孤立”的境遇，甚至因恐惧歧视而拒绝治疗，违背了“早治疗”的初衷。

三、医疗支持的希望与现实落差

倡议书承诺为感染者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并强调“治疗可延长寿命、降低传播风险”。这确实为部分感染者带来希望。

然而，现实中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依然突出。例如，梁河县虽列出多个检测点，但偏远乡镇的检测设备和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治疗药物供应也可能中断。

一名云南感染者反映：“每次取药需要辗转数十公里，一旦断药，病毒载量反弹，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更矛盾的是，倡议书呼吁“家庭成员动员感染者治疗”，但许多家庭因缺乏科学认知，将艾滋病视为“家族污点”，反而选择隐瞒或驱逐感染者，加剧其生存困境。

四、社会关系中的“被保护”与“被排斥”

倡议书强调“保护家人健康”，但这一逻辑将感染者置于“潜在威胁者”的角色。例如，仪陇县的倡议要求携带身份证检测，并将结果与“家庭健康”绑定。这种“为家人负责”的道德绑架，可能迫使感染者在亲情与自我权益间做出痛苦抉择。

一位感染者无奈表示：“如果我拒绝检测，会被指责自私；如果检测阳性，又可能被家人隔离。我该如何存在？”

结语：从“防控”到“共融”的路径

检测倡议的公共卫生意义不可否认，但其设计若忽视感染者的主体性，将难以真正实现“共享健康”的目标。未来的防艾政策需更注重以下几点：

• 去污名化宣传：避免将感染者与“高危行为”简单关联，推广非评判性语言，如“重点人群”替代“高危人群”；
• 隐私保护强化：建立独立于社区医疗系统的匿名检测渠道，严惩信息泄露行为；
• 心理与医疗资源下沉：在基层医疗机构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保障药物可及性；

• 家庭与社会支持网络：开展家庭防艾教育，推动社区非歧视环境的构建。

只有当政策从“防控工具”转向“人文关怀”，感染者才能真正摆脱“被检测者”的被动身份，成为健康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正如普洱市倡议书所言：“共抗艾滋”的前提，是“共担责任”而非“共筑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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