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2015-2019年全国的青年学生哨点监测数据,以了解我国青年学生HIV、梅毒感染状况及性行为特征变化趋势,为下一步制定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2015-2019年在全国各省份选择大学、中、高等职业院校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展连续横断面调查,在所选地区采用分阶段整群抽样(样本量800人),抽取青年学生开展匿名问卷调查和血样采集,收集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性行为和血清学信息,分析其变化趋势和感染HIV、梅毒的影响因素。
结果 2019年调查对象HIV抗体阳性率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0.03%(17/54 110)和0.08%(41/54 110),历年变化无线性趋势或弱相关;2019年曾经发生性行为比例为8.71%(4 731/54 339)、最近1年与固定性伴、临时性伴、商业性伴及同性性伴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3.96%(2 153/54 339)、1.81%(984/54 339)、0.19%(101/54 339)和0.19%(101/54 339),基本保持稳定;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最近1年有同性性伴的青年学生更容易感染HIV;有同性且有多种异性性伴、外籍和少数民族的青年学生更容易感染梅毒(均P<0.05)。
结论 2015-2019年我国青年学生HIV和梅毒抗体阳性率稳定在低水平,经性传播HIV和梅毒的风险仍持续存在。
自2010年以来,我国艾滋病报告系统中每年报告的青年学生HIV/AIDS例数逐年上升[1-2],近5年我国每年新报告青年学生HIV/AIDS基本维持在3 000例以上[3]。艾滋病疫情及防控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4],我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也明确提出了针对青年学生防控目标和要求[5]。分析2015-2019年全国的青年学生哨点监测数据,以了解我国青年学生HIV和梅毒的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性行为状况及变化趋势,为制定青年学生艾滋病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大学、中、高等职业院校注册的在读学生(青年学生)。
2015-2019年在全国各省份选择大学、中、高等职业院校较为集中的城市设立青年学生哨点,采用连续横断面调查的方法,每年4-6月为监测期。各哨点首先划分本地院校的种类,每个种类随机选择1~2所院校开展调查,院校和班级的选择采用随机方式抽取,班级内采用整群抽样调查。样本量取决于目标人群的大小和人群中高危行为发生的频率,每个哨点人群样本量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D=设计效率;P1=首轮调查时的某一行为学监测指标的估计百分比;P2=以后某轮调查的该行为学监测指标的估计百分比;=(P1+P2)/2;Z1-α=与期望显著性水平相应的Z得分;Z1-β=与期望可信度相应的Z得分。
当设计效应D=2.0,同时满足测量幅度为10和15个百分点的行为变化,采用查表法估算样本量为360~400人,同时考虑青年学生危险行为的性别差异,适当增加样本量,最终为800人。调查问卷采用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构式匿名自填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性行为信息、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和HIV检测服务信息等,问卷由调查对象填写。同时,采集5 ml静脉血进行HIV、梅毒抗体的检测。采用2种不同厂家的ELISA试剂盒检测HIV抗体,采用ELISA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检测梅毒血清特异性与非特异性抗体,2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则判定为阳性。
①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按照8个艾滋病防治知识题目中答对6题为知晓;②相关性行为指标:均按照发生性行为的人数作为分子,全部调查对象作为分母;③安全套行为指标:均按照发生性行为时使用或坚持使用安全套人数作为分子,发生性行为的人数作为分母;④HIV、梅毒抗体阳性率:均按照HIV、梅毒的2次抗体阳性的人数作为分子,对应接受HIV、梅毒检测的人数作为分母;⑤性伴类型:根据最近1年与固定、临时、商业和同性(仅指男性)性伴发生性行为的情况分类,分为仅有同性性伴、有同性且有异性性伴、有多种异性性伴(包括固定、临时、商业性伴)、仅有1种异性性伴和无性伴共5类。
数据通过国家艾滋病防治工作信息系统上报至中国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使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Mantel-Haenszel线性趋势检验历年间各指标的线性趋势,Spearman相关系数rs反映线性趋势强弱。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IV和梅毒感染的相关因素,首先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纳入HIV和梅毒感染的相关因素,纳入指标包括性别、年龄组、年份、样本来源、民族、户籍所在地、最近1年性伴类型、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最近1年是否接受干预服务,其中P≤0.2的指标纳入到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15-2019年分别调查52 303、53 801、53 376、52 987和54 339人,共计266 806人。其中,男性占52.86%,女性占47.13%;年龄(20.45±1.87)岁,15~、18~、20~和25~35岁分别占4.44%、26.26%、66.96%和2.34%;汉族占87.81%;户籍为本省占78.78%,外省占21.20%,外籍占0.02%;样本来源大学占65.18%,大专占29.52%,职高/中专占5.30%,社会人口学特征基本保持稳定。见表1。
2015-2019年HIV抗体阳性率分别为0.04%、0.04%、0.05%、0.02%和0.03%,历年无线性趋势变化(P>0.05)。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0.05%、0.05%、0.07%、0.09%和0.08%,历年间虽存在线性变化趋势(P<0.05),但线性相关较弱(Spearman相关系数rs=-0.004)。见表2。
2019年调查对象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91.20%,首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比例为75.81%,最近1次和最近1年与性伴发生性行为时使用或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固定性伴分别为85.14%和60.61%,临时性伴分别为82.93%和61.38%,商业性伴分别为81.19%和65.35%,同性性伴分别为76.24%和53.47%,最近1年接受过干预服务的比例为76.91%,上述指标在2015-2019年呈线性上升趋势(均P<0.05);曾经发生性行为比例为8.71%,最近1年与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比例为3.96%,最近1年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比例为1.81%,最近1年与商业性伴发生性行为比例为0.19%,最近1年与同性性伴发生性行为比例为0.19%,上述指标在2015-2019年基本保持稳定。见表2。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最近1年没有性伴,最近1年仅有同性性伴(OR=336.91)更容易感染HIV;相对于女性,男性(OR=1.91)更容易感染HIV,其他影响因素依次为最近1年有同性且有异性性伴(OR=99.66)、有多种异性性伴(OR=6.78)、仅有1种异性性伴(OR=4.92)。相对于汉族,其他民族(OR=2.07)更容易感染梅毒;相对于户籍地为外省,外籍(OR=17.23)更容易感染梅毒,其次是户籍为本省(OR=1.91);相对于最近1年没有性伴,最近1年有同性且有异性性伴(OR=42.84)最容易感染梅毒,其他影响因素依次为最近1年仅有同性性伴(OR=21.99)、有多种异性性伴(OR=8.29)、仅1种异性性伴(OR=4.50)。见表3。
截至2019年,全国青年学生哨点覆盖31个省份共67个哨点,在2015-2019年均能持续开展监测工作。由于每年哨点监测样本量较大,历年监测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历年构成比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但其变化程度较小,整体水平较为稳定。而且,调查对象中18~20岁、样本来源于大学的比例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这与近年来青年学生哨点对象主要选择入学体检大学生有关。
2019年全国青年学生HIV抗体阳性率和梅毒抗体阳性率分别为0.03%和0.08%,2015-2019年均保持在稳定低水平状态,自2010年以来,两者的感染率分别在≤0.05%和≤0.09范围内波动[6]。通过对感染HIV和梅毒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同性性行为是该人群感染HIV和梅毒最主要危险因素,而有1种异性或多种异性性伴的性行为风险相对较低,有多种类型性伴感染梅毒的风险均高于单纯有1种类型的性伴。此外,外籍和其他民族青年学生感染梅毒的风险相对较高,这可能与外籍人员及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偏低和婚前性行为比例较高有关[7-10]。
2015-2019年监测结果显示,青年学生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集中在19岁[5];曾经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7.00%~9.00%,但存在地区差异[11],吉林省[12]、四川省[13]、北京市和天津市等接近或超过20%,湖南省[14]、宁夏回族自治区[15]<7%;最近1年与各类型性伴发生性行为比例,固定性伴>临时性伴>商业性伴>同性性伴,性伴各类型的构成比历年间较为稳定,说明2015-2019年青年学生的主要性行为特点和模式未发生明显变化。
同时该人群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水平较高,自2016年以来逐年升高,由84.11%上升至91.20%;首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从2015年54.99%逐年上升至2019年75.81%,上升幅度(20%)超过了2010-2015年(13%)[6];最近1次和最近1年与各类性伴发生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上升更为明显(上升幅度波动在20%),但不同种类性伴使用安全套的水平存在差异,总体上固定性伴高于临时性伴和商业性伴,最低为同性性伴;最近1年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的比例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15年61.36%上升至2019年76.91%。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和安全套使用比例的上升,说明针对青年学生的艾滋病宣传干预工作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
本研究存在不足。本研究使用的是自填式问卷,研究对象的高危性行为信息为自述,可能存在信息偏倚。
综上所述,2015-2019年我国青年学生HIV和梅毒抗体阳性率稳定在低水平,经性传播HIV和梅毒的风险仍持续存在。青年期是从儿童向成年人过渡逐渐性成熟的阶段,也是规范且集中的健康教育可以有的放矢的关键期。亟需在教育、卫生部门的配合下,重视未成年人的生殖健康教育工作,加强青年学生尤其针对MSM中HIV/STD的防治的宣传教育和干预措施,从而有效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建立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进一步降低该人群传播风险和感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