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价机制不透明
来那卡帕韦的定价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虽然吉利德科学公司的Jared Baeten表示在获得监管批准至仿制药上市之间的过渡阶段(2026和2027年),在120个协议覆盖国家中“零利润”定价,但对于未纳入协议的国家,吉利德将继续独家掌控定价权,且具体价格尚未明确。考虑到来那卡帕韦最初用于治疗耐药HIV时在高收入国家售价高达每年4万美元,尽管Baeten称不会以此作为PrEP用药的定价参考,但仍让人们对其最终定价充满担忧。过高的价格将使得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HIV高发地区的人群难以负担,从而严重阻碍药物的普及 。
(二)自愿许可范围有限
吉利德与六家仿制药生产商签署的自愿授权协议虽被称为推进最快的一次,但存在诸多问题。协议覆盖的120个“高发病率、资源匮乏国家”名单遴选标准不明确,导致大量HIV高发的中等收入国家被排除在外。例如,巴西、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阿尔及利亚等未被涵盖,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甚至低于部分被纳入的国家。从HIV实际发病率来看,未纳入国家在2023年新发HIV感染人数超20万,占全球新增病例近四分之一。在PURPOSE 2研究中,超过一半受试者来自巴西、秘鲁、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但这些国家却无法获得仿制版PrEP,这显然违背了研究伦理,也限制了药物在更广泛地区的可及性 。
(三)全球卫生资金骤减
美国全球卫生政策的大转向对来那卡帕韦的推广产生了巨大冲击。美国总统紧急艾滋病救援计划(PEPFAR)曾资助全球超90%的PrEP使用,但如今PrEP项目被其新计划明确排除,全球基金等机构也因美国政府资金投入减少而遭遇重创。这些机构资金的短缺使得仿制药厂商投资信心受挫,也打破了靠大规模订单压低价格的预期。许多国家政府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既缺乏意愿也缺乏能力独立承担PrEP费用,更难以负担成本更高的注射型PrEP,这无疑给来那卡帕韦的推广蒙上了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