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0岁的我被诊断出感染了HIV，很高兴仍然还活着！

当我在1985年检测出HIV呈阳性时，我以为我要死了，我的家人也这样认为。那是人们当时的想法。

但是，尽管有那么几次我病得很重，痛苦不堪，以至于我真的不介意活着或死去，我已经受够了。我很感激今天还活着，多亏了医学的进步和我的伴侣弗朗西斯科爱的支持。

第一次听说这种病毒是在1982年，也就是艾滋病首次被临床确诊一年之后。我在加那利群岛做了一年的生物老师，在那里我对艾滋病一无所知，之后回到了伦敦。

在艾滋病流行之前，我已经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

1976年，我从苏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毕业，完成了我的教育学研究生证书(PGCE)，第一次经历了成年人的生活——享受派对和无忧无虑的性爱——以及努力工作。

但很快就发现，年轻人在成年之初就感染了艾滋病，并因此死亡。

回到伦敦后，艾滋病毒/艾滋病对社区的很多人来说是不真实的。一些人被吓坏了，但其他人还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不寒而栗——我觉得这将影响到我们的社区。

1982年，特伦斯·希金斯(Terrence Higgins)成为首批已知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的人之一。虽然我从未见过特里，但我听说过他，因为他之前曾在一次示威活动中被捕。

我参与了同性恋激进团体的大量活动，特别是在1976年参加了针对我的前雇主BHS的示威游行，以示由于我的性行为歧视我。当时我正在为LGBT +热线服务台Switchboard工作。

特里（Terry）去世后，他的伴侣鲁伯特·惠特克（Rupert Whittaker），朋友马丁·巴特勒（Martyn Butler）和更多的朋友成立了特里·希金斯信托基金（Terry Higgins Trust），目的是筹集资金用于艾滋病研究和为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提供的医院护理。因此他们安排了Switchboard的会议。

我从特里的伴侣和朋友那里听到关于爱和失去爱人的故事，这让我非常感动。所以在会议结束时，我站起来说，这些人需要支持，让我们聚集起来帮助他们，很多人站了出来。

随后，我参与了将该组织的重心转向社区支持和教育的工作，并将其正式成立为慈善机构特伦斯·希金斯信托(Terrence Higgins Trust)。

能和这些伟大而多样的人一起工作既是一种荣幸，也让我感到深深的难过，我们许多的好朋友都生病了，濒临死亡。在那些日子里，互相帮助和支持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护士确认我感染艾滋病毒时，我很难过，但对阳性结果并不感到惊讶。我1979年去过纽约，在那里有过性伴侣。更重要的是，我想，“为什么不会是我?”

我处理这件事的方式就是为了信托基金更加努力地工作，因为我在想，“我要死了，但还没有死，而且我甚至没有感到特别不适，所以就放手努力去做该做的事吧!”

我接受了备受争议的AZT（齐多夫定）药物治疗，但在输了几次血后，我不得不停止治疗，因为它太可怕了，我甚至可能在停止治疗后感觉更好。但当时没有其他治疗方案，这就是为什么诊断几乎等于死刑。

然后是另一个震惊我世界的重磅炸弹。我当时的伴侣乔治在1987年被诊断出HIV呈阳性，在检测之前，他的病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1989年，他死于艾滋病。我一直在照顾他，在我现在住的公寓里守在他的床边。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窗户开着，你可以听到孩子们玩耍的声音，那真是太可爱了。

最初，我忙着策划葬礼，为我最亲密的朋友举办通宵守夜活动。第二天早上，殡仪馆的人来了，事情就开始变得模起来了。我试着让自己忙碌起来，不受情绪的影响，但它最终还是来了。那天晚上我感到非常孤独。

我悲伤得精疲力竭，那时我并没有为信托基金做太多事。但第二年春天的比利牛斯山之旅终于让我度过了难关。这令人敬畏的风景重新将我与世界上的和平和美丽重新联系在一起，超越了我和其他许多人经历过的悲伤和黑暗。

我想，“好吧，我得继续我的生活了。”但是失去乔治是一种发自肺腑的、让人精疲力竭的、痛苦的经历，以至于我再也不能单独与艾滋病毒打交道了。

我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全面支持，而艾滋病毒/艾滋病援助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在1990年，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伴侣弗朗西斯科，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我上班的必经之路。不久之后，我们发现，他和我在Streetwise工作的朋友合租了一套公寓。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开始交谈，了解彼此，约会，坠入爱河。

在一起不久，弗朗西斯科就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在90年代，我们都因为HIV而得了重病——当你的免疫系统被HIV病毒严重破坏时，就会得这种病。我坚信如果不是弗朗西斯科帮我渡过难关我也不会活着，但我们还是幸存了下来。

我不记得那些年的细节，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们在医院里进进出出，有点滴、输液管和护士到我们家来。我知道这不是每个人的经历，但我的治疗效果非常好，我相信是医学拯救了我。

还有很多药片，我们很幸运，到1996年，一大批救命药出现了。我怀疑，如果我们早六个月或一年前患上艾滋病，我们是否还能挺过去。

现在，人们不需要畏惧感染HIV，因为有很多非常高效的干预措施。暴露前预防(PrEP)和暴露后预防(PEP)，暴露于艾滋病毒之前或之后服用的预防性药物，已经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此外，“无法检测到=无法传播”（U=U）运动也很重要，它解释了如何可以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这些都是很大的进步，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治愈方法和疫苗。

尽管对局外人来说我已经好起来了，但我目前每天吃9片药，我已经厌倦了它们！我的健康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视力下降，需要拐杖，心脏病和癌症。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克服过一些事情，我总是拖着一个阴影。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活了下来，但我们已经被整个经历打败了——心理上的，身体上的，经济上的。

自从与艾滋病作斗争以来，我从未真正重新找到一份有薪水的工作，我也没有制定任何储蓄计划，因为我没想到自己会年满67岁。然后我突然到了退休年龄，几乎没有养老金，没有自己的房子，健康状况也很差。

但在艰难的岁月中，也有很多令人惊叹、温暖人心的故事。我参加了很多葬礼，都是对人们生命的精彩庆祝。

我们通常会举行一个聚会，人们会穿上盛装，听迪斯科音乐，而不是守灵。虽然确实有很多家庭拒绝他们患有艾滋病的孩子，但我确实记得这种疾病让家庭和社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葬礼成为了让家庭团聚的欢迎场所。

就像有些人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看法一样:它可以带给人们最坏的感觉，但更多时候它会带给人们最好的感觉。

我很开心，我每天都很感激弗朗西斯科和他对我的支持。我很幸运，我的父母一直很支持我，我唯一记得的批评是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

“真有意思，”妈妈说，“可你到底为什么穿那件衬衫?!”

1997年，我获得了英帝国勋章，然后去了白金汉宫，遇到了查尔斯王子——那感觉太棒了。

我很高兴还活着。和弗朗西斯科在一起，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们通常在汉默史密斯做志愿者的艾滋病中心已经关闭了，但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我们一直在那里经营一家食品银行。

尽管现在觉得有点困难，但我还是喜欢散步，尤其是在公园或泰晤士河边。

尽管在世界其他地区并非如此，可是，围绕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公众恐慌以及我在80年代所面临的偏见，现在在这里已经不那么严重了。在伦敦的大街上，向我抛出恐同性评论的情况越来越少。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LGBTQ+的榜样，所以社区的知名度必须是一种帮助，但我们不能忘记，成员们仍然在挣扎。

LGBTQ+社区本身比我想象的要美好得多，我非常感激能成为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的一员。

这是一段坎坷的旅程，但值得肯定的是每一个积极向上的时刻都是值得的。

Tony Whitehead 可以被称为艾滋病界的活化石，经历了艾滋病从初被发现到“世纪瘟疫”，从“无药可救”到“可防可控”，从绝望到泰然处之。参与了那个年代的同志游行，也是LGBTQ权益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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