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丨HIV理发师用10年时间和父
情侣双双染上HIV怎么办？规范治疗，
他骗我是直男，和我无套了……
感染艾滋后，一个男人勇敢靠近，并娶
18岁那年，他忐忑的告诉父亲自己感
走失的童年
艾滋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远远不止疾病本身带来的危害
人类古老而强烈的情感是恐惧，古老而强烈的恐惧是未知。
艾滋病对于很多人来说便是未知的。
大多数人依然谈“艾”色变，他们不知道，如今艾滋病已经做到可防可治。
通过规范治疗，感染者每天只服用一片药，便可回归正常生活。
2020年12月1日，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
世界艾滋病日是以疾病本身命名的，但艾滋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远远不止疾病本身带来的危害。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艾滋病最大的并发症是社会歧视。
7年前，Ben感到身体不适，呼吸困难。
“一步没走，就像是刚跑完5000米，憋闷。”
持续不退的高热，让Ben决定就医。
检查后，医生把Ben留在了医院，并告诉他的家人，Ben的肺部感染很严重，并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就这样，Ben住进了ICU，一周肺部的症状并未好转，为寻找病因，医生抽取了Ben近10管血液样本送检。
次日清晨，主治医生让Ben半小时后去办公室找他。
“那时感觉舒服一些，我当时蛮开心的，以为医生要让我办出院手续了。”
事情并未如Ben所愿，医生向他出示了化验单，告诉他的HIV血项出了问题，可以确诊患上了艾滋病。
Ben对于艾滋病的了解不多，他印象中有个模糊的数据：
绝大部分感染者活不过5、6年。
没有经过太多思考，Ben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刚刚结束探视的母亲选择了折返。
“当时，我脑子是懵的，发着烧呼吸也很困难，但我没有躺在病床上，而是选择在电梯口等待母亲，直到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
当母亲从电梯走出，Ben直接给母亲跪下，并告诉他自己患上了艾滋病，随后又将那个模糊的数据告诉了母亲。
“我可能只能再活5、6年了。”
母子俩在电梯口抱头痛哭，母亲告诉Ben：“无论我花多少钱，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把你治好。”
随后，Ben被转到了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医院开展针对于艾滋病的治疗，Ben几乎是对医生哀求，“我想要再多活些时间，我还没有给父母养老。”
医生的话让Ben重新燃起了希望：
“你这个情况在普通医院看上去很严重，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那么严重，你积极配合治疗，寿命和正常人一样的。”
两个多月的时间，退烧治疗、肺炎治疗、抗病毒治疗，医生最终给Ben开具了出院通知，告诉他只需每日服药，规范治疗，就能与常人无异。
这次是真的出院了。
医生，我还能活多久？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蔡卫平从1997年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至今已23个年头了。
蔡卫平从病人口中听到的最多的问题便是，“医生，我还能活多久？”
消沉、恐惧、绝望是病人的常规心理。家人和社会的不理解甚至导致有些病人在得知确诊后选择轻生。
作为医生，蔡卫平也曾感到过无助。
“20多年前，艾滋病治疗得不到其他综合科室的支持，艾滋病人得了任何病都是我们搞。动脉瘤破裂我们得按压止血，但我们没有办法做手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出血而亡。”
如今，不仅这样的局面已得到改善，艾滋病也并非无药可救，无医可治。
2019年11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1月—10月，全国共检测2.3亿人次，新报告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3.1万例，新增加抗病毒治疗12.7万例，全国符合治疗条件的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为86.6%，治疗成功率为93.5%。截至2019年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95.8万1。
尽管目前还没有疫苗可以防控和彻底治愈艾滋病，但通过规范有效的药物治疗，是可以将HIV病毒载量控制在极低、甚至是在体内检测不到的水平，当感染者长期达到病毒抑制后，其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都将有所保障。
“曾经为了控制艾滋病病毒，病人需要每天服用三种药，不仅会有副作用，感染者还容易服错或是误服。”
现在，用于治疗HIV的单片复方制剂，一天只需要服用一片即可。相比起多片剂，单片机能够更好的提高感染者的依从性，帮助感染者通过治疗回归生活。
不仅如此，作为日服单片复方药物的艾考恩丙替片已纳入医保，这就意味着，将极大缓解感染者的用药压力。
2020年8月，恩曲他滨替诺福韦片在中国获批用于同时结合安全的性行为措施，用于HIV暴露前预防（PrEP）2。
“不可治愈不等于不能治疗，慢性糖尿病、高血压都不可治愈，长期用药就能够控制，对于艾滋病这种病来说，治疗是最积极的预防。”
对话中，蔡卫平提到了“U=U”的理论。
2017年11月，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也发表了名为《“U=U”2017年起航》的社论文章。“U=U”是“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的简称，意思是“HIV检测不出就等于不具有传染性”。
2018年，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专家、研究员吴尊友表示，支持国际上随机对照研究发现的“测不出病毒的HIV感染者没有传染性”的结论。他认为，这一研究发现非常重要，提示我们应对艾滋病疫情，应该积极地扩大检测、扩大治疗。
“只有极早地发现并开始规范治疗，才能降低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通过抗病毒治疗，如果病毒持续被抑制，就没有传染性了。不要抗拒做HIV检测，发现以后要正确地面对，及时去医院接受治疗。这才是面对疾病的正确态度。”
误解和歧视，艾滋病最大的并发症
如今，Ben选择了从事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工作，一方面他感谢曾经在自己最艰难的日子中帮助过自己的人，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自己应该身体力行地为艾滋病尽一份力。
正是因此，他成为了极少数敢于露脸出现在媒体面前的感染者。
“病毒侵犯了他们的生命，但歧视却剥夺了他们的生活。”家人的鼓励和支持，让Ben在对抗疾病的时候变得勇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给予Ben家人般的理解。
“在得知我得了这个病的消息后，有些朋友选择了远离我，曾经甚至每天都要联系的朋友，变成了需要验证才能聊天的人。”
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见到公众对于艾滋病的不理解和歧视，就更多了。
有父母因孩子感染不允许孩子回家；有学校因学生感染，不允许学生上课；有很多感染者因心理压力太大，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这样的情况，在临床一线工作的蔡卫平见得更多。
“有个年轻感染者，得知病情后表现得很淡定，也接受服药，感觉比较内向，约定第二周复诊，但是一周之后，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已经自杀去世了。”
这让蔡卫平感到很震惊，也同时让他明白，在艾滋病治疗中，理解尊重和心理安慰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蔡卫平时刻关注着病人的反馈。
“情绪激动的反而好交流，那些看似平静沉默的，则需要医生更多的关心，我怕他们想不通就会说很多。有时候，大部分医生和家属往往要最重最坏的地方说，我们正好反过来，为了让家属不放弃这条生命，有时候我们反过来跟家属说把预后说得美好一些。”
蔡卫平认为，公众现在普遍对患病人群的行为难以理解，觉得患艾滋病的人从行为来说是不符合社会道德的一群人，人们认为“得艾滋病的不是好人，好人不会得艾滋病”。
作为疾病来说，人们更多的应该是考虑疾病本身，而不是深究人家怎么得这个病的。
“大家应该对感染艾滋病的行为能够多宽容一点。正是因为大众的误解和歧视，让很多感染者不敢检测，从而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更重要的是还有可能造成疾病的蔓延。”
最初，Ben的工作是动员检测，在2015年后，他转为从事艾滋病感染者关怀工作。
“因为我是过来人，所以我想从他们的心底深处，他们最需要的那一块去帮助他们。”
Ben为感染者建了群，在群里大家交流治疗心得、提供心理支持，Ben还定期汇总问题、求教专业医生。他也制定了群规，提醒组员们保护好隐私、尽快治疗。
Ben的工作越来越忙，而每当收到感染者的好消息，哪怕只有“我很好”三个字，满满的获得感也能驱散疲惫。
“我并不奢求，全社会对艾滋病群体付出同情心，做出相应的关怀行为，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理解这个疾病，这个疾病不仅可以通过药物阻断，还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大家能对艾滋病认识和了解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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