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祝阿姨之前,我很忐忑。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位六十五岁的女人。她个子还不到一米六,胖胖的。在五月份的天气里,还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棉马甲,里面是一件桃红色套头线衣。看起来身体不太好。那件桃红色的衣袖处有些开线了。 “我怕讲不好,我耳朵还有些背。”祝阿姨努力用着普通话。我鼻子一酸。这个女人的一辈子,究竟背负了多少伤痛。 就像钻戒一样 1971年,祝阿姨是最后一批来到这个油田的下乡青年。那时她只有16岁。跟另外一个女生、两个男生,坐着绿皮火车摇摇晃晃地抵达这个到处都是水稻的镇子时,火车站看不到其他人。火车摇摇晃晃开走后,祝阿姨才知道这是唯一一列每天一次抵达这里的火车。 马上就要天黑了,如果再不赶到“青年点”,很可能就没地方住。人生地不熟的,很不安全。换作是另外的女生,应该会害怕吧?但祝阿姨心里没有很慌。在这之前的两年多,她跟着比自己年纪大了将近六岁的高中同学“大串连”,最远到过贵州,还在重庆爬过火车,在货车上过过夜。 有一个个子比祝阿姨矮一头的男生想和她发展革命友谊。祝阿姨不愿意,又甩不掉。一回到城市,她就决定下乡。祝阿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读过书,勉勉强强算是初三。她可以不去下乡,但她还有一个妹妹。如果去了,可以给家里省一个人的粮食。 祝阿姨家的成分不好。可她骨子里不服气。那天生产队出了一辆拖拉机,接了几个人到了“青年点”。按道理,像祝阿姨这样新去的,是应该安排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比如说帮忙在田间地头送水。 但第二天,祝阿姨却被安排去打井队。听到这个消息,有早来一两年、还没离开青年点的女生立刻叫起来,“那里都是老爷们,怎么叫一个女孩子去!”传达指令的人做出一副“她成分不好”的表情,祝阿姨一甩小辫子,铁娘子的劲头拿了出来,“我去。” 去了才知道多危险。采油需要打井。打井的时候需要用钻头,但不是只有一个钻头。根据不同的深度和土层、岩石、泥浆,钻头的大小也不同。偏偏那一天,不知道是操作的原因,还是祝阿姨命不好,别的工人看到钻头升起来,大家都闪开。只有祝阿姨弯腰捡东西。一瞬间,钻头就掉了下来,没有人要害她,没有人要对她做什么,但那个钻头就是掉了下来。 后来好多人都说祝阿姨捡了一条命。那个把她推开的男人,左耳朵后边砸了个血窟窿。送到医院里三天,就包着纱布出来了。那时没人知道什么脑震荡,没人知道要留院观察,只是消了一点点肿,男人就回青年点的钻井队继续上班了。 接下来不到一年,青年点能走的都走了,返城的返城、考大学的考大学。祝阿姨开始负责在食堂里做饭,那个男人姓刘,比祝阿姨的成分还不好。祝阿姨天天想方设法用不多的精面混着苞米面,给男人烙饼子。 再后来,两人留下来,就留在了这个矿区。结婚那天,刘姓男人送给祝阿姨两个发卡,两个都是粉色的。就像钻戒一样。 “我男人犯了什么错” 1985年,祝阿姨的丈夫老刘托了关系,返回城里,在一家工厂当了工人。1994年下岗,他开起出租车。那是出租车最能赚钱的年代。老刘自己养了一台车,光是被那一代的很多人称为“标儿”的出租车运营执照,在20世纪的尾巴几年里,一个就价值三十万。 这是一个大城市。白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夜里灯光璀璨鲜少安静。但这个城市的空气非常的脏。早上出门穿的白衬衣,到晚上就变成了灰的。可老刘特别讲究,身高一米八的他,每天早上一定会穿白衬衣去开出租车。祝阿姨特别不喜欢这一点。这意味着每天晚上她都要给老刘洗衣服。 给儿子洗换下来的内衣袜子,祝阿姨可以接受,但是洗白衬衣,她觉得特别麻烦。白衬衣太难洗了。特别是领子。力气大了,容易搓破,力气小了,总有汗渍,老刘就不愿意穿。不穿就要换新的。换新的就要花钱。祝阿姨觉得老刘赚钱不容易,不愿意花太多钱在衬衫上。何况那时她因为没有学历,也没有一份正式工作。 她只能靠老刘开出租车养家。老刘早上不到六点出门,晚上十二点多才回家。祝阿姨心疼他,每顿饭都要做肉菜。老刘特别喜欢吃排骨,祝阿姨就顿顿做。她是不怎么吃的,都留给老刘。还有一阵子,老刘说想吃冷面,祝阿姨每天都去菜市场买火腿和辣白菜,再加上一个鸡蛋,给他下冷面吃。 这个家里,祝阿姨是最不重要的。1996年,祝阿姨的儿子上了初中。她更是白天围着儿子转,晚上围着老公转。一日三餐,洗衣做饭,祝阿姨也不觉得累。 1997年晚上十点多,家里那部红色的电话座机响起来,接起来,才知道是派出所打来的,祝阿姨被叫了过去。当时儿子准备睡了。祝阿姨撒谎说是住在六七条街之外的姥姥家有点事,要去看一眼。 祝阿姨到了派出所,把垂头丧气的老刘接出来。她问民警,“我男人犯了什么错?”民警冷笑了一下,只说是联防队员送来的,让祝阿姨自己问老刘。 祝阿姨没哭没闹没开口,老刘也安静沉默。过了几分钟,老刘说要去公园门口取出租车。“你把车停那里做什么?”祝阿姨不解地问道。“有个客人在那里下车的。”祝阿姨不吭声。两口子坐着车回家了。接下来几天,老刘自己洗白衬衣。

戒指盒 日子要过下去,就要学会闭嘴。祝阿姨除了做饭,没有任何技能,也没有学历。倒是老刘,留在矿区当钻井工的时候,考了一个函授的本科。祝阿姨想过离婚,但她不想和生活对峙。没有工作、大半辈子都习惯于伺候家人的四十多岁女人,一旦离了婚,日子更不好过。 好在上初三的儿子一直都很乖。1999年的一天,学校突然打来电话。班主任老师客客气气,请她来学校一趟。祝阿姨正在家里收拾买来的刀鱼。好像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一般,刀一滑,把左手的无名指划了一条血口子。 到了学校,从班主任的口中,祝阿姨得知儿子把前排女生带到学校里的一个半透明戒指盒偷走了。那个戒指盒小得只能装一枚戒指,但却是透明的心形,里面衬着红色的绒布,看起来十分精致可爱。 祝阿姨随即问了句,“他是不是为了戒指?”班主任老师听到这句话也愣了,告诉祝阿姨,“没有偷戒指,只是盒子。”祝阿姨好像不能相信,又重新确认。班主任老师哭笑不得,“偷戒指不比偷盒子严重多了。”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祝阿姨把站在走廊上的儿子拽进来,狠狠地扇着耳光,一边扇一边嚎啕。这下可把班主任老师吓坏了,忙劝着,“不至于不至于。” 祝阿姨的头发在那几天里,白了一大半,“他哪怕是偷了戒指,我也能相信,他是贪财。他偷一个戒指盒算什么?他就是个变态!就跟他那个不争气的爹一样!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能接受?”祝阿姨从那时起就剪短了头发,再也没有留过长头发,“万念俱灰!” 祝阿姨再也不给老刘洗衬衫。儿子考大学时,祝阿姨让他考得远远的,“那时我想好了,儿子一读大学,就离婚!” 2004年,儿子考上湖南大学。祝阿姨夫妻去送儿子。岳麓山上,湘江水畔,熙熙攘攘的长沙坡子街、五一大道,人声鼎沸中,祝阿姨猛然想起“大串联”时的自己。人活着靠的是心气儿。年轻时青春让人天不怕地不怕。生活的锤子,一锤锤下来,人难免疲了累了,被锤的变了形、走了样。但还是冷不丁会在某些时候醒过来。 祝阿姨和老刘早就分房睡了。从湖南回来,祝阿姨忽然犯了腰脱。疼得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走也不是、站也不是。老刘那时因为糖尿病打胰岛素也有半年多时间了。 一天晚上,老刘莫名其妙开了口,“都老了啊!”祝阿姨默默点点头。她没再想去弄清楚,老刘到底是不是和公园里那些影影绰绰的男人一样,因为,“都老了啊”。
那样的人 儿子读大学到找工作,都没让祝阿姨操过心。日子似乎风平浪静的有了点岁月静好的味道。可一转眼,儿子也二十七八岁,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祝阿姨上蹦下跳,给儿子介绍了几个女孩,但儿子总不同意。祝阿姨看着身高一米八几的儿子,虽然长得不帅,但是干净精神,一张脸有棱有角。祝阿姨不敢问,更不敢深想。多年前那个戒指盒让她如鲠在喉。 一天晚上,老刘出车回来。那时他也是六十出头的人了,已经没办法像以前那么拼。老刘原本打算多赚些钱,将来送儿子去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儿子在南方读了书,没想到居然回了这个城市。老两口怎么问儿子,儿子只说是对象让他伤了心。 那天晚上,祝阿姨越想越觉得儿子不像在说实话。于是抓住老刘问他关于儿子结婚的看法。开了一天车的老刘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看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视剧,他随口说道,“孩子大了就由他去吧!反正也不会听我们的。再说,结不结婚这个事儿也不是我们说的算。你看现在多少年轻人都不结婚。” 祝阿姨听完,急火攻心。戒指盒这个事儿,是她隐瞒老刘多年的秘密。祝阿姨觉得老刘是“那样的人”,她害怕儿子也是“那样的人”。 当天,祝阿姨和老刘拌了几次嘴。祝阿姨数次想把老刘的秘密揭开,可到底是忍住了。她觉得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谁知道过了几个月,儿子忽然提出要搬出去住。这把祝阿姨闹得一楞。她一辈子没有工作,就靠这爷俩活着。如今一直引以为傲的儿子要搬出去,家里就只剩下老刘,祝阿姨心里不是滋味,但她拦不住。 祝阿姨眼看着儿子搬了出去。想儿子时,她会去儿子住的地方看一看。儿子住的地点有点奇怪,离他的单位不远也不近,离自己的家也不远也不近。祝阿姨去第四次的时候就明白了。 儿子住的地方多了一个他口中的“室友”。小伙子比儿子矮半头,年纪比儿子大两岁,行业跟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儿子说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可祝阿姨一眼就看出那张摆在北侧小房间里的床是根本不会有人住的。 2010年,祝阿姨酝酿了好久,决定跟儿子好好谈一谈这个事儿,结果老刘开车时出了事儿。准确的说,是老刘吃午饭时,“筷子掉在了地上,他弯腰去捡,就听见啊呀叫了一声,然后倒在地上了。”把老刘送去医院的车友说。祝阿姨顾不上分辨这个所谓的车友到底是不是“车友”。因为老刘脑梗了。
伟哥 老刘的病“救”了儿子。祝阿姨忙着照顾老刘,也没精力再去管儿子。老刘一病就是小四年,根本离不开人。祝阿姨累得犯了腰脱。唯一欣慰的是,2012年儿子在自己的“劝说”下,结了婚。“他不能不结婚的,我说是他爸的想法。”祝阿姨知道儿子心软,加上当时老刘状态的确不大好。 可祝阿姨对儿媳妇不大满意。儿媳是一位辅警,原本花了几万块钱、托了关系,把工作安排到家旁边的分局。哪知道,才去了没半年,行政区域重新划分,分局被取消。儿媳妇被派到了离家二十公里外的派出所。祝阿姨让儿子儿媳跟老丈人说一说,实在不行再花点钱,调动到附近的派出所。 可儿子的老丈人和丈母娘正在闹离婚。儿媳一面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出门坐公交上班,一面要面对父母离婚的压力。祝阿姨不满儿媳的工作,开始还只是对儿子唠叨,后来直接跟儿媳说,“实在不行,请病假在家备孕,我们养你。” 儿媳到底是病了。甲状腺出了问题。体重从120斤飙升到170斤,连月经都停了。祝阿姨一开始以为儿媳是怀孕了,后来感觉不对,亲自带着他们去了医院。医生开了药,祝阿姨问,“这样子没办法怀孕吧?”医生看了看祝阿姨,点点头。祝阿姨气得埋怨儿子,“你怎么不照顾好她!” 儿子不吭声。祝阿姨说“怕啥来啥”。在儿子新婚第二天,她就打电话给儿媳,开门见山,“好不好?”儿媳回答,“挺好。”儿子在一旁,听得一清二楚。 有一次,祝阿姨的医保卡丢了,要补办。她就要了儿子的医保卡,去买降压药。进了家旁边的药房,却发现儿子的医保卡里,只有几十块钱。祝阿姨很惊讶,因为是老顾客,店员帮着查了下,发现儿子买了好多伟哥。听到店员的话,祝阿姨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儿。 她恍然明白了,儿子应该是不行的。那个一直被自己忽略的儿子的“室友”闯进脑海里。祝阿姨按照记忆,回去看过一次儿子曾经租住的房子。敲开门,已经是一个陌生的面孔,“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了。” 祝阿姨本该放下心的,可她很失落。可以了解儿子的这个线索,就这样断掉了。
一周去了三次 这个城市很大,如果不是刻意去联系、寻觅,很多人都会消失在人海,甚至此生再也不会遇到。这个城市也很小,小到每次祝阿姨路过当年那个老刘被联防队员抓起来的公园,心里都不是滋味。 2014年,老刘在祝阿姨的照顾下,从原来只会“啊啊啊”地叫着,现在能单字表达意思,诸如“吃”、“拉”、“喝”,也习惯了遇到认识的人咧开嘴做出“笑”的表情,而不是疯了一样狂叫。但儿媳很少来看老刘,因为老刘看到儿媳,总是大声地叫着。这也让儿子有了更多的理由,不带媳妇回家。 婚后第一个春节,儿媳来了,老刘的嗓门盖过了电视机里的春晚。一开始,祝阿姨说,“别管他,让他叫。”说完,把老刘留在卧室里,关上了门。谁知道,老刘叫几嗓子,歇几分钟,又叫几嗓子,如是不息。气得祝阿姨狠狠骂了老刘几句,结果老刘叫得更卖力了。儿媳呆不下去,大年三十也不能自己过,便回了娘家。婚后第二个春节,老刘已经可以坐在沙发上了。但看到儿媳,依旧大呼小叫。祝阿姨非常无奈。 到了第三年,儿媳胖得像换了个人。老刘看到儿媳时,这一次没有叫,只是转过眼神,不肯看她。祝阿姨坐在沙发的一角,看着斜躺在脚榻上的老刘,端坐着儿子、儿媳,一家人就好像面对着电视“上课”的学生。祝阿姨内心的失败感油然而生,至今未散。 祝阿姨总觉得有什么不妥。她找不到儿子的把柄。儿子结婚时,儿媳家陪嫁了一辆车。但婚后不到一年,儿子坚持自己买了一辆。当时儿子的说法是“媳妇上班也很远,可以各自开车”。可媳妇宁肯坐公交。祝阿姨以前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感觉这问题可不小,“为啥非要自己开辆车?” 祝阿姨不会开车,又不敢问儿媳,还不敢打草惊蛇问儿子。可老刘以前就是开出租的。祝阿姨翻出他记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找到一个熟悉的司机。让对方帮忙顶着儿子,一周的价格是一千块。出租车司机交给祝阿姨一张纸,上面有个小区是儿子一周内去了三次的,“嫂子,周四去了一次,周六周日各去了一次。出来的时候,车上坐着一个男的。”祝阿姨老脸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