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8日，四川内江市市中区法院，艾滋病感染者谢鹏坐在原告席上，等待着最后的结果。一年前，他在体检中查出HIV抗体阳性，被前雇主要求“离开工作岗位，回家休养治病”。之后，他尝试过沟通、乞求、投诉、仲裁，全无结果，最终用一纸诉状把对方告上了法庭。
那天，雇主一方没有任何人到场，只派了一名律师出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谢鹏和雇主当庭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还被补发了合计近7万元的工资。走出法庭后，谢鹏发消息给他的朋友说：赢了。
这次审判被媒体视为反歧视的胜利。有报道称，“此案是我国迄今发生的9起艾滋就业歧视案中，用人单位第一次主动接收艾滋病感染者回到工作岗位”。事后，谢鹏接受采访时说，他已经重新回去上班，同事们“对他都很关照”。更让他感动的是，他得知了自己可以回去上班的经过，原来是单位领导召集部门负责人开会并举手表决，最后大家“一致投票表示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共事”。
自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确诊以来，在公众的认知里，艾滋病几乎是最具“末日色彩”的疾病，人们对它的想象无不被最恐怖的画面所包裹——瘦骨嶙峋，身体长疣，溃烂发脓——简言之，它就是能传染的绝症。尽管自1996年鸡尾酒疗法广泛应用后，艾滋病的死亡率已经大大下降；尽管人们熟知艾滋病的三大传播途径：性、血液、母婴，日常生活并不会传染；尽管在2017年，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研究证实，及时并坚持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感染者预期寿命可接近正常人，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公众对于艾滋病的恐惧。
一座西南小城里的人们，对于艾滋病竟然如此包容，让我感到惊讶。我工作生活在北京，我想，如果我的同事中有人是艾滋病感染者，大家的态度会是怎样的呢？我不敢确定。和内江市那家友好的单位相比，千百条的网络留言更接近我对大众舆论的认知：
“得HIV还有理了？”
“万一哪天在办公室割伤了，出血了，怎么办？”
“如果接受他，同事何其无辜要冒着生命危险赚钱养家。”
“回到公司也是被冷落的份，职位能不能被保住还是未知数，会不会被穿小鞋也是未知数。”
“为了一棵树，恶心了整个森林。你是怎么得的艾滋，自己心里没点X数？”
所以，我决定去内江看一看，不光想拜访这位“全国艾滋就业歧视重回岗位第一人”，更想知道那里的人们究竟是如何以令人惊奇的态度决定接纳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两个月后，我在成都见到了谢鹏。当你下了飞机，立即坐上出租车，住进旅店里的时候，你几乎感觉不到已经是在另一个城市。夏天的成都很热，但北京也不凉快，全都一样。
谢鹏也一样，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同，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普通。普通的身形，不高，略瘦，完全符合人们对于四川男人的想象。普通的五官，脸上最突出的部分是高挺的鼻梁，但也被两片薄薄的嘴唇减去了光彩。普通的穿着，蓝色衬衣的下摆松垮地搭在黑色长裤外面，脚踩的黑皮鞋款式略旧，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28岁更大一些。
来之前我曾有些担心，不确定他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因为看起来一切都已恢复正常。但他在电话里很热情，非常欢迎我去见他，还主动提议到我住的旅店见面，好让我少跑一段路。他来时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仿佛是远道而来的过客，我倒有点像是地主。
只有稍微多些接触，你才可能发现一点HIV病毒留在他身上的痕迹。当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时不时地咬起大拇指，一半多的指甲都已经啃没了，留下毛毛糙糙的边缘，向外袒露着生肉。
“你的指甲是……”我忍不住问他。
“灰指甲，可能是感染后免疫力下降的缘故。但我从小也有啃指甲的习惯。”他回答得很坦然。饭菜上来的时候，他特意向老板多要了一双公筷，示意我如果介意的话，可以用公筷分餐。后来看到我并不在意，我们也就把那双多余的筷子忘了。
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没办法像谢鹏这样坦然，因为可以想见的原因，人们会选择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隐藏自己的身份。不用说被单位辞退，就是在不得不请医生看病的时候，也可能因为害怕选择不说。2015年，西安市一名19岁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发现自己肛肠发炎后，因为害怕被医院拒诊，买了碘酒，烧红剪刀，自己给自己做了手术。
谢鹏则把他的成功归结为不惧流言的勇敢。“有足够的法律来保护我们了，只是没有太多人愿意去用……我们中国人就是爱面子，就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情。”他说，即使在官司结束后，他匿名加入了很多感染者的群，发现很多人有类似情况，便把自己的新闻链接发过去，鼓励他们维权，但多数的反应都是“维权个屁”、“那是他们自导自演”。
“真的是被逼上梁山了。”谢鹏回忆起一年前，他是如何决绝地离开前公司，就为了到内江这家单位工作，之后又是如何迅速被“抛弃”的。
面试时“有十四五个人，当场就宣布我是第一名。”他说，其他人都要三个月才能结束的试用期，到了他这儿，只过了一个月就收到通知：做了体检，马上签合同。
那天是2017年5月9日，他记得天特别闷热，他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到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体检。他大概以为体检就是走个流程，候场的时候，还指着体检表上的几个字——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和同事开玩笑说：搞得这么正规哦，我们这种社招的还按照公务员体检标准，好洋气啊。
做完体检，谢鹏回家午休。正在睡梦中，他接到了单位人事部的电话，说他的血有问题，让他下午再去查一个。到医院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初筛HIV呈阳性，之后，他便被单独带到了一个开放式窗口。那里是由大楼出口改装成的抽血处，他过去时，窗口里已经有一位护士在等候。他感觉自己是被“偷偷摸摸”地抽了第二管血。
一个月后，他被人事部告知：体检不合格，回家养病吧。他装作不知道地问：哪里不合格？对方说不清楚。他想，好歹要做一下工作交接。领导告诉他不必了，已经安排别人接替，末了叹口气说：年纪轻轻，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收拾起几样自己的东西，拿个编织袋一装，谢鹏就这样离开了单位。他心里明白，他被确诊了，是艾滋病。前一天，他还在参加单位组织的爱心活动。只用了一天时间，他就从一个志愿者变成了一个传染病人。
到家后，谢鹏先是给朋友打了个电话，又自己哭起来。他觉得委屈，但心里又有点侥幸，想着单位让他回家养病，起码每个月会给他发一份底薪，“吊着我的命”。哭了一会，他觉得乏了，便倒头睡下。最迟三天后，谢鹏决定维权。
就这样，“我有幸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例赢了官司回到岗位的人，我也希望通过我的案例，让更多的人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说到此，谢鹏的语调不由得激昂起来。他的吐字清晰，发音标准，与其说是接受采访，不如说是在做一场演讲。
“自古以来，只有斗争才能换来权利。黑人斗争了多少年才换来自由？乙肝斗争了多少年才在公务员体检当中被剔出来？艾滋群体未来的路还有多远，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是否还有机会能看到。”
“但是我不斗争，你不斗争，大家永远就被摁死在葫芦里了，你甘心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短短的几十年，我不来斗争，那我觉得太可惜了。但我回头一想，我斗争了，哪怕我输了，我对得起自己的人生，我也是这样给自己交代的。”
谢鹏乐于向我展示手机里存的各种截图，都是他向各处投诉时保留的证据，有工会、人社局、卫计委、疾控中心、市民服务热线等等。
他一一指给我看：人社局回复说，他参加的招聘不是由人社局组织的，与他们无关。卫计委向他传达了一份红头文件，表明内江市疾控中心和第六人民医院的操作“符合相关规定”。工会说可以帮他请一个公益律师，别的就没有了。他去提请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最终裁定，单位向他支付两个月工资了事，计6758.34元。
他也试图和单位沟通，和部门李主任的两次通话都录了音。第一次通话，李主任还安慰他说，坏事也是好事，因为及早发现可以及早治疗。“我老婆在疾控中心，她说，这种病现在虽然不可治疗，不可治愈，但是医学已经发展了，可以吃药控制了，不会再发病了。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你的寿命也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并且还可以结婚生子。”
李主任对于艾滋病不是因为无知而产生了恐惧，相反，他在完全了解艾滋病科学知识的情况下，仍然拒绝谢鹏回去上班的请求，这让谢鹏尤其生气。“他们懂，还这样排斥，那我就只能理解是歧视我了。什么叫歧视？在我没有侵犯你权益的情况下，你还在那儿排斥我，一个劲儿地踢我，这就是对我的歧视！”
第二次通话，李主任试图安抚谢鹏的情绪。他说，单位在谢鹏离开后发的最后一笔工资，3000元，实际上是同事们私人一起凑的钱，是大家对他的善意和关怀。
“那是我应得的，不是你们给我的。”谢鹏不领情。
这让李主任非常气恼，他说：“单位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啥的过错。你要扯上劳动仲裁就扯上仲裁，要扯上法庭就扯上法庭，该怎么走就怎么走，总要把真相大白于天下，好不好？”然后就挂了电话。
谢鹏在网络上发布了求助信息，他通过搜索关键词，圈定了一些公益组织和大V，向他们发送内容相同的私信：我是一名HIV感染者，在通过自己努力，经过层层面试选拔，进入我家乡附近一家单位，并实习两个月后，在入职体检中被查出HIV抗体阳性，因此被单位拒绝，并勒令当天离开单位，我对单位的做法非常不解和气愤，请问我该通过什么方式维权？
一家公益机构很快回复了他，并帮他介绍了成都的律师于全。于全指导他搜集证据，同时也提醒他，打官司可能会暴露个人信息，问他是否做好了准备。
“一般人都是忍气吞声就算了，也不愿意为这个事情弄得满城风雨，但是他说他就要试一试，”于全对我说。“如果（他的）态度不是那么积极的话，（我）都不太愿意接受委托。”
尽管《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条明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官司不好打。有人统计，国内迄今共发生过9起艾滋就业歧视案，最好的结果是赔几万块钱了事，而谢鹏的诉求还不止是拿到赔偿，他要重新回去上班。
2018年1月，谢鹏正式向内江市市中区法院提起诉讼，当庭并未宣布审判结果。休庭期间，谢鹏主动接受采访，媒体报道的声势不断扩大。李主任再次打来电话，问他有什么困难，可以跟单位讲。
谢鹏说：我不困难，我就需要有个工作。
这一次，李主任回答说：我们商量一下。几天后，谢鹏就接到了法官的电话，说单位愿意签合同。谢鹏说三年，单位说一年，最后折中取了两年。4月，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正式达成了调解协议。
“故事不会完的，故事不会完的。”在我采访谢鹏的前几天，他总是这么对我说。
他当时已经在计划起诉疾控中心和给他做体检的医院。他认为，国家实行艾滋病自愿检测制度，对方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私自给我查艾滋”，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一年来，谢鹏经历的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和家人说，只有三四个朋友知道，龙波是其中之一。他对我说，他觉得艾滋病和糖尿病、高血压差不多，只是一种慢性病而已，他完全没有因此疏远谢鹏。他唯一担心的是因为打官司，别人会对谢鹏指指点点，但谢鹏不在乎，“像打鸡血了一样”。
“他觉得他有理的话，哪怕只有一点点理，他都肯定会争取。”龙波说。
这也符合我对谢鹏的印象，几天后，我和他一起去疾控中心取HIV确诊报告单的原件，工作人员迟到了两分钟，他抓起手机就拨起了投诉电话，对着电话那头大声说：如果我被狗咬了，不能即时打狂犬病疫苗，这两分钟就有可能致命啊！
“前面的官司已经赢了，你觉得他为什么还要继续打呢？”我问龙波。
“想得到一种关注吧。”龙波说。他曾对我总结道，谢鹏的第一梦想是飞行员，第二梦想是主持人，第三梦想是老师。
谢鹏则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发挥余热”。“你看过一部电影叫《最爱》吗？”谢鹏问我。“里面王宝强说，喇叭快没电了，我也快没电了。但我觉得我还有电量，还有余热。”
“你回去后，真的没人疏远你吗？”我问谢鹏。
“没有。以前关系好的同事，还照样和我一起去吃饭。”他没有接着讲下去。
第一天采访结束时，已经是凌晨1:30，时间太晚了，我和谢鹏约好第二天再见面。我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周末，谢鹏在成都做兼职。他背起双肩包出门，包里鼓鼓囊囊的，好像装着他的全部家当。
第二天，谢鹏的兼职结束时，已经将近晚上10点了。他又来到我住的酒店。我对他说，我想去内江看看他工作的地方，所以想了解一下他的行程，他什么时候回去上班，我可以和他一起去。
没有任何预兆地，他脱口而出：好吧，我对你坦白一件事，其实自从官司结束后，我再也没有回过单位，我没有再见过同事，也没有去公司食堂吃过饭。单位和我签的是一份“远程”合同。
所谓远程合同，他向我解释，就是单位让他在家里完成工作，每个月发给他基本工资3400元。庭审结束后，他曾经约了领导见面，双方谈得很愉快，但至今并没有向他分配过工作。但谢鹏强调：从法律意义上，我确实是“回去”工作了。
我问他，这样的远程合同，单位里只有你一个人吗？
“应该是。”
这两天，每当我向谢鹏询问该怎样安排采访行程时，他总是说他的单位工作时间自由，不用每天打卡，一切看我安排。一开始我把这当成是他完全配合采访的表现，现在才明白，除了这份兼职，他实际上没有工作可做，时间完全自由。
天色已晚，但室外温度适宜，我提议出去走走。两个人不再是面对面采访的僵硬姿态，谢鹏第一次让我感到放松了下来。他不再慷慨激昂地回忆自己的“斗争史”，也不再时不时地总结个人行为的意义，漫无目的地走在成都的夏夜里。
抛开那些恐吓式的宣传画不说，我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第一印象是“闹钟”。大概五年前，我听说一个朋友的朋友感染了HIV，那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艾滋病就在身边。半是好奇，半是恐惧，我贸然约这位朋友见面。见面的前一天，他刚参加了一家公益机构组织的感染者聚会，他对我说，晚上九点钟，忽然听到会场里所有人的手机都响起来。他正在纳闷，为什么每个人会同时接到电话，就看到大家熟练地关掉手机闹铃，从包里掏出一个个小药盒，拿水服药。艾滋病感染者必须每天定时服用抗病毒药物，服药不按时、漏服都可能影响病毒控制效果，这在医学上被称为“依从性”。
那位朋友的讲述是如此生动，以至于多年以后，每每看到“艾滋病”的字眼，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帮人关掉闹铃、拿水服药的情景。由于HIV抗病毒药物可能产生眩晕、恶心等副作用，大部分人都选择在夜间睡前服药。这两天我和谢鹏都是在晚上见面，却没有见他吃药，这又让我感到疑惑。
“你今天吃药了吗？”我问。
谢鹏顿了顿，说：“我再和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开始上药。”他说，一开始上药就是一辈子的事，一天也不能停，想到自己好像会因此变成另外一种人，他不敢上。
健康人可能很难理解这种“奇怪”的畏惧心理，但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这些都是常识、是功课。除了抗病毒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之外，每天定时定点吃药，无异于每天提醒自己，“我和别人不一样”。每一天。即使是像谢鹏这样敢于站出来打官司的艾滋病感染者，确诊一年多，落到吃药这件“小事”，他还是害怕。
艾滋病感染者的畏惧心理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歧视。很多人不仅不敢吃药，甚至不敢去检测，就是害怕自己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不敢检测，不敢吃药，艾滋病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就没有办法得到有效控制。活跃的HIV病毒不仅会加速患者本人的疾病进程，还会扩大艾滋病的传播风险，最终让整个社会都置于危险之中。
尽管中国艾滋病总体处于低流行水平，但各项疫情指标都呈“稳步上升”趋势。公共卫生治理项目执行主任、美国得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贾平在财新网刊文指出，自2013年以来，中国新发现感染人数，每一年比前一年都增加约1万人。每年因艾滋病致死的人数增幅，从2014年的5%，一路升到2017年的近15%。
当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检索到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31日，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AIDS病人831225例，报告死亡数255955例。一个月后，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AIDS病人已经增加到841478例，报告死亡数增加到259200例。
几天后，我和谢鹏一起来到内江。这里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成都和重庆连线的中点。内江盛产甘蔗，高峰时的糖产量占全国的一半，故被称为“甜城”。这里的老城区更像重庆，地势不平，道路曲折，总是需要上上下下。狭窄的街道边挤满了露天的商贩，新鲜的瓜果就地摊着，零食饼干成筐堆在外面，顶多在上面支一顶篷帐，鸡鸭鹅在笼子里扑腾，厨师就在你身边掂勺，香味混合着辣椒直往鼻孔里窜。
谢鹏“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在老城区内的一座小山上，登上略显陡峭的石阶，穿过一条绿树掩映的小路，藏在路的尽头。自从去年6月被“劝退”，谢鹏有一年多没再回来过这个地方了，他也很想知道，单位的同事们对他的真实态度究竟是什么，所以答应带我来看看。
前一天，我先电话联系了谢鹏当时的领导李主任，他也是针对双方的矛盾，唯一和谢鹏直接沟通的人。李主任一听我想采访，就说：“这个事情……都是胡乱报道的，很多地方是失实的。（谢鹏）作为弱势的这一方呢，他一些过激或者是失实的东西，博取眼球，获取别人的同情，或者舆论的支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我们来说，不涉及（接受）这次的采访。”
“具体哪些地方是失实的呢？”
“这个我不管了，因为跟我也无关了，我退休了。”他说，“不管怎么说，再用化名也好，这对当事人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可能毁了他一生我跟你说。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维护他的权益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他这个病，大家知道了以后，对他可以说伤害是最大的。”
我是在开着免提采访李主任，谢鹏全程都在我旁边。眼看采访就要进行不下去了，他着急地拿出自己的手机，在屏幕上打出一个问题，让我代他提问：谢鹏当时突然离开，单位对其他同事是怎么解释的？
“无可奉告，我跟你说，无可奉告。”李主任挂断了电话。
面对李主任这样的回复，我们都不死心。谢鹏建议我直接进单位找人事部，当面问问他们。他陪我一起走到单位门口，交代了一番人事部的具体位置、如果碰到门卫查问应该怎么做，然后在外面找了个地方坐下，等我出来。
我按照谢鹏说的，顺利找到了人事部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名中年女性，听完我的采访诉求后，她让我等一等，要找领导请示。几分钟后，她返回来，礼貌地拒绝了我的采访，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因为这个……希望你能理解。
离开办公楼的时候，我看到走廊上张贴着一份当天的考勤通报，上面写着单位“对全部职工在岗情况进行了抽查”，并分别列出了请病（产）假人员、请短假人员、请公休人员、请护理假人员、因公外出人员、迟到人员的名单。没有谢鹏的名字。
见到谢鹏后，我对他讲了刚刚在人事部办公室的经历，还有那份考勤通报。他显得有些失落，只是说：早就知道他们会是这样的态度。
我和谢鹏都有些悻悻然，只能离开。就在我们沿着台阶往下走的时候，谢鹏的一位“前”同事也走过来。台阶并不宽，她撑着一把遮阳伞，和我们擦肩而过。我看到谢鹏有些惊讶，一时没有开口，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前同事见面。
倒是对方主动打招呼道：“回来了。”
“嗯。”谢鹏含糊地回应。
“我下去买点东西。”说完这十个字，她就继续向前走开了。
一天晚上，我和谢鹏又聊起他当时在单位工作的事情。他说当时他跟一个叫李梦的同事关系最好，因为“她是比较强势的带刺儿的女的，我是比较强势的带刺儿的男的”。他说出事后李梦曾经联系过他，他对李梦撒了个谎，说自己去成都发展了。说着，他把李梦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让我现在就采访她。
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我担心对方不太方便，但谢鹏很坚持，我就把电话拨了过去。谢鹏让我打开免提，我们听见电话那头说：
“我不太清楚，因为他已经离职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可能个人原因吧。”
“具体他去哪了也不太清楚，因为没有私交嘛。”
挂断电话后，我对谢鹏说，面对一个陌生的采访电话，可能李梦出于保护你的原因，不好说什么，也可能她确实不了解情况。谢鹏点了点头。
从2018年到2020年，谢鹏每月可以领到3400元的工资，不用去上班，周末偶尔做做兼职，剩下的时间大部分自由。他心里明白，他和单位也就这两年的关系，两年之后，多半一拍两散。他还是需要为将来做打算，但将来的路在哪儿，他也不清楚。
在成都做兼职的时候，他总是背着他的黑色双肩包，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在成都有一个亲戚，但也不常去，晚上的时候，他喜欢找一间浴室睡下。浴室里灯光昏暗，来来往往的人好像都是和他一样的“孤魂野鬼”，让他能有片刻的喘息。
回家后，他又是另外一种样子。家里只有他和他的继父两人，继父还在上班，他会张罗着买菜做饭，还惦记着帮继父买一条小狗。他和继父都不太爱做家务，客厅的地上、茶几上摆满了物品，厨房里也有些凌乱。最难熬的日子里，他整天躲在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捉着手机没日没夜地看《创造101》，看进去，其它的也就忘了。
唯一能让他感到自己还有价值的事，就是打官司。2018年7月，他以侵犯个人隐私为由，正式起诉了内江市疾控中心、内江市市中区疾控中心和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10月，他征集了80名艾滋病感染者的签名，向各地疾控中心发出联名信，呼吁严格保护检测者的隐私权。2019年4月，他又对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起了行政起诉。
他的情绪总是出现反复。有时，他会觉得自己的行动关系万千人的福祉，他注定要过不一样的人生。另外一些时候，他又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HIV，你使劲长，使劲长，巴不得老子明天发病死了”。
一天夜里，我们正在一起梳理他这一年来保存的所有证据，资料太多了，两人看得都有些疲倦。他趴在床上，支着脑袋向我一一说明，体检报告、工资截图、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我看到了他和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的照片，合同上确实标注着“远程XX”几个字。
看到这里，谢鹏突然警觉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下床站起，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我没有回去上班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写进报道里。
我有些错愕，但还是希望能听听他的理由。他有些激动，说他的人生已经没有别的希望了，他要做公益斗士，不能因为一篇报道影响了他的正面形象。他说，他之前对所有的媒体都讲，自己回去上班了，如果我那样写的话，他担心以后都不会有媒体再来找他了。
我试图向他解释些什么，说：你没能回去上班不是你的错，这才是你的真实处境。但他完全听不进去。我们由争辩逐渐变成了争吵，两人的声音都越来越大，最后他几乎是用喊地说：我要成名！
我没有办法立即答应他的要求。来来回回两个小时后，已经太晚了，我又累又困，问他可不可以先回去，大家冷静一下，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他说，不行，今晚不说清楚就不走。如果你写出来，我们就做不成朋友了。如果你写出来，我会跟你没完。
我站在房间的另一角，感觉有点认不出他了。这几天，我几乎形影不离地跟着谢鹏，虽然我表现出完全把他当成“正常人”的样子，但下意识地还是觉得，他是“弱者”、是需要“被我报道”的对象，谢鹏也完全配合着我的一切采访诉求，表现得格外热心、体贴。如今，我感到了一种来自此前的“弱者”的“威胁”，相比他不允许我报道“关键事实”的要求，是不是这种权力关系的变换更令我感到不适？我不知道。
谈话陷入了僵局，两个人都不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他不高兴地离开了。
第二天，我再次联系他时，他的态度已经缓和很多，还愿意带我去商场，买一些当地的特产。马路上上下下，他仍然走得很快，买东西时还是特别会砍价。我们在一家茶馆歇脚，他对我说，他昨晚一夜没睡，想了很多，最后他“想通了”，同意我写出这部分事实。
“我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我。你可以写，我希望更多的记者来找我。就写这句话：我怕你《智族GQ》的康记者成为最后采访我的记者，就原原本本写上去。”
来四川之前，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我原本是想看看，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是怎样和一群“正常”人在一起相处的，但如今，我听到最多的，还是谢鹏一个人的喃喃自语。没有人愿意开口说话，大家都装作不知道。
我也没有办法装作不理解大家的恐惧，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那天，我陪谢鹏一起去疾控中心做体检，他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口罩。他说，他跟医生讲了自己嗓子不舒服，也讲了自己一直没有上药，医生怀疑他是肺结核，交给他一副口罩，让他赶紧去做胸透检查。路上的时候，我表现得很镇定，但却已经偷偷打开手机，检索肺结核的资料。
“飞沫传染。”这四个字让我感到不安，但又不好做出任何举动。我们仍然并肩走着，但我悄悄地慢了半步，再慢半步。他还在对我说话，我怎么能禁止他和我说话呢？但他的嗓门听起来分外的大。我把头偏向外一点，脚步再慢一点，我知道这不起任何作用，但也只能这样做。后来，还是谢鹏主动提议，让我也去买一副口罩。我陪他迅速做完了检查，几天后他得到结果，告诉我说：没事。还好没事！
谢鹏的新闻被报道后，最受关注的一条留言发出三连问：别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咋办？光保护HIV携带者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要不要保护？其他人该不该有知情权？
每个人都有免于恐惧的权利，但无知、偏见、歧视无法让人免于恐惧，达致有效的方式只能是科学。谢鹏没有必要向他的单位和同事披露自己的病情，这不仅是他的权利，更因为日常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这是一条常识。
时至今日，现有疗法已经可以阻止艾滋病传播。2019年5月，《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再次证实：U=U（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持续检测不到=不具传染力），也就是说，“按规定服药治疗的HIV感染者，达到病毒载量持续检测不到，就能保持健康，并且没有将HIV病毒传染给性伴侣的风险。”
U=U意味着，只要感染者按时服药，病毒载量持续控制，他/她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时，包括口交、肛交、阴道性交，即使不戴安全套，也不会感染对方。另外两种传播方式，母婴传播、血液传播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会完全消除。
但无论如何，只有早检测才能早发现，早发现才能早治疗，早治疗才能尽快实现病毒控制，这些都有赖于污名的抹去，歧视的消除。如果有任何东西应当被视作我们的“敌人”的话，那应该是疾病，而不是病人——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说辞，这也是科学。
走进北京一家艾滋病定点医院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在忙着取药、挂号、体检、问诊。有需要搀扶的老人，露出窄细的胳膊，护士需要花更多时间才能准确找到他的血管。有姥姥带着明显还在上学的外孙，焦急地对医生说：我们家孩子特别干净。有肚子已经很明显的孕妇，希望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更多的人已经轻车熟路，他们每三个月就要来一次，监测身体的各项指标，取走够90天吃的药。如果非要说出这里和别的门诊有什么不同，恐怕是来这里的人，戴黑口罩的比戴白口罩的更多。他们只是不想被认出来。
几个月前，谢鹏告诉我，他已经开始服药，还发来了他吃的药的照片。一颗椭圆形的黄色药片，一颗梨形的浅蓝色药片，一颗圆形的白色药片，一天一次，一次三颗。他说他至今没有接到单位的任何工作任务，去外地找了一份临时性质的工作。
原谅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结尾，很多关键信息没有办法出现在这篇报道里，包括谢鹏的真实姓名、职业、岗位、单位名称，以及，他究竟是怎么感染的艾滋病。关于艾滋病，我们的科学认知太少，但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污名已经太多。1989年，苏珊·桑塔格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中写下的论断——“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至今仍然以一种恐怖的方式统治着关于艾滋病的公共讨论。
艾滋病迄今无法治愈，谢鹏身上的病毒可能会伴随他的一生。谢鹏说，他小时候特别害怕常在院子里出现的“疯女人”，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人渐渐多起来的时候，女人就会把衣服扒开，露出乳房上黑色的大疣子给别人看。现在，他觉得自己和她好像，怪异的行为被别人的目光所牵引。“疯女人”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谢鹏还有，至于他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你的目光。
本文转自公众号白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