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零歧视系列简报于2021年发布，包括艾滋病刑事定罪、艾滋病与毒品使用者、艾滋病与跨性别者、艾滋病与污名化和歧视等7个主题。简报通过利用科学知识、数据、法律、政策等多种信息，说明歧视是防治艾滋病的最大障碍。终结艾滋病，必须消除歧视。
概况
毒品使用者和注射吸毒者是感染艾滋病病毒风险最高的群体，但他们一直处于社会边缘，无法获得卫生和社会服务。2019年, 10%的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来自注射吸毒者群体(1)。
注射吸毒者，包括在监狱和其他封闭环境中的人，有平等获得最高质量卫生服务的权利，包括获得减低危害服务以预防艾滋病病毒和其他血源性感染的权利，如清洁针头注射计划(NSP)、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OST)、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药物过量预防和管理(2,3,4)。
女性是注射吸毒者群体中比例较低但又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她们的占比通常在10%到30%。数据表明，与男性注射吸毒者相比, 女性注射吸毒者更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面临定罪或监禁的比率也更高，她们尤其在获得适合其需求的减低危害服务方面面临更大挑战，也面临更高程度的污名和歧视(2)。惩罚性的药物管制法律、政策和执法已被证明是许多国家平等获取医疗保健的最大障碍之一，其他障碍还有资金来源和政治意愿(6, 7)。对毒品政策采取基于人权的方法，包括持有个人使用的毒品去罪化、减少污名和歧视，这些方法可以增加人们获得医疗保健、减低危害和法律服务的机会，并减少更广泛的不平等现象。
相关数据
超过100万的注射吸毒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019年，注射吸毒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是其他人群的9倍(1)。丙肝在注射吸毒者中的患病率也很高。根据模型估计，如果消除通过注射吸毒传播的风险，在2018年至2030年间，43%的新发丙型肝炎感染可以被预防(9)。
在2019年, 全球10%的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者是注射吸毒者。在一些地区, 如亚洲和太平洋、东欧和中亚、中东和北非、西欧和中欧及美, 这一比例甚至更高(1)。2010年至2019年间，全球全年龄段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者人数下降了。但没有证据表明全球注射吸毒者的新发感染率率发生了变化，在某些地区，新发感染率甚至有所增加(1，10)。
尽管一些国家通过有效的减低危害措施，包括清洁针头注射器计划和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大幅度减少了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但只有不到1%的注射吸毒者生活在清洁针头、注射器及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覆盖率达到联合国建议水平的国家(2)。 同时，缺乏持续且可靠的针对注射吸毒者的艾滋病预防、检测和治疗相关的数据也阻碍了改善该群体获得艾滋病相关服务的努力。
平均38.1%的注射吸毒者不知道自己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
女性注射吸毒者受到来自亲密伴侣的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发生率比非注射吸毒女性高5倍
在14个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供数据的国家中，有10个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男性注射吸毒者能够在过去三个月获得至少两项的艾滋病预防服务(1)。
每天有大约1100万人被羁押，有220万人因与毒品相关犯罪而入狱，其中22%的人因持有仅供个人使用的毒品而服刑(12, 13)。
权利与健康的关系
捷克、荷兰、葡萄牙和瑞士等一些国家已将使用毒品和持有个人使用毒品去罪化或制定了替代性政策，这些国家还对减低危害项目进行了财政投入。在这些国家的注射吸毒者中，新诊断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很少(15)。例如在捷克和荷兰，2009年至2018年的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病例均少于12例。
2017年的一项系统研究发现，超过80%的已发表的研究显示，定罪对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产生了负面影响。吸毒和持有个人使用毒品的去罪化与注射吸毒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显著降低有关，他们获得减低危害服务的机会更多、受到来自减少执法机构的暴力、逮捕或骚扰更少(6)。
2019年的一项系统性回顾发现，针对毒品使用的压制性政策与艾滋病病毒感染、共用针头和减低危害项目的减少相关(7)。
国际权利义务、标准和建议
对毒品使用和持有个人使用毒品定罪会影响健康权的实现(3, 17-18)。各国不应根据毒品检测结果有条件地分配福利，这样的做法不合理且不恰当。各国应停止在校园内进行无效且侵犯隐私的随机毒品检测(3，41)。
联合国人权机构、专家以及所有联合国机构都建议对持有个人使用毒品去罪化，以作为实现人的健康权和降低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的关键因素(19-23)。世界卫生组织(WHO)特别呼吁，将吸毒和个人使用毒品持有去罪化作为降低注射吸毒者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的关键因素(4, 14, 24-26)。
毒品使用者有权获得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制定的艾滋病和减低危害相关的综合服务，包括清洁针具计划、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利用纳洛酮预防阿片类药物过量(2)。联合国大会(27)、麻醉药品委员会(28,29)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30) 在不同时期都认可了这一共识。毒品使用者可以行使健康权(31、32)、生命权(33)、和不受歧视的权利(19)并可以平等地受益于科学进步及科学应用(34)。联合国机构还建议为毒品使用者提供安全的药物使用场所(2)。国家有义务保护毒品使用者免受歧视和污名(19)。
毒品使用者有权参与影响他们的政策及干预措施的制定、实施和监测(35)。联合国大会明确表示，社区应该帮助毒品使用者行使这一权利(36)。根据人的健康权、生命权和享受科学进步的权利，国家有义务采取法律或其他适当措施, 以确保科学知识技术及其应用是无歧视的、可以获得、可以负担的——包括循证的和科学证明的干预措施来治疗药物依赖，预防、治疗和控制艾滋病病毒、丙肝和其他疾病(3, 37-39)。
强制戒毒治疗、康复拘留中心违反了国际人权义务，包括人的健康权、不受任意逮捕和拘留的自由以及不受酷刑和残忍的、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待遇的权利。人权机构、专家和联合国机构呼吁立即关闭这些机构(57,42-44)。死刑不应用于毒品犯罪。国际法规定，如果国家尚未废除死刑，则死刑应仅保留用于惩罚最严重的、涉及故意杀人的罪行(3, 33)。各国应提供促进性别平等的干预措施，将妇女的需求纳入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包括解决吸毒妇女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需求 (2)。
艾滋病病毒治疗应该是自愿、非歧视、可接受、高质量和可获得的，监狱中的实行标准应当与社区的标准一致 (3，40)
